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朱佳木

 

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至今已有一个世纪。我理解,他所说的振兴中华,就是指复兴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复兴的意思。那么,什么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呢?对此,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表述。前面曾说过,中华民族历史上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古代的经济总量长期占据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那是不是说要等到中国经济总量重新占据世界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时,中华民族才算是复兴了呢?中国自2010年以来,GDP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仍然只占到12%左右。即使中国GDP今后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仍不可能占到四分之一,更不可能占到三分之一,因为美国现在也不到四分之一。所以,把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定为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所占比重恢复到古代水平,我认为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说过:“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①]后来,他又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②]根据他的这些论述,我认为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就是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并实现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这个标志在定性上比较具体了,但仍然不够量化,因此还是不大好掌握。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说:“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③]“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④]对此,他还提出了量化的指标,就是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一步,在20世纪由当时的300美元提高到800至1000美元;第二步,在21世纪中叶提高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4000美元。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党的十五大把21世纪的头50年分为三个阶段,即头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再用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⑤]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又把21世纪头50年分为两个阶段,即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时,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都要再翻一番。也就是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分别达到13万亿美元和接近1万美元。可以说,这些量化目标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党中央总书记后的中外记者会上讲:“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⑥]接着,他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讲:“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⑦]他的话进一步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了定性的标志,也有了定量的标志。所谓定性的标志,就是本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谓定量的标志,就是本世纪中叶中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如果上述理解不错的话,现在距离中华民族的最终复兴还剩下大约30多年时间;我们已经接近于实现这个目标,到了向这个目标冲刺的阶段。但常言道:“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后的30多年与1840年以来的170多年相比,时间虽然不算长,然而困难和风险会更大。中华民族要克服伟大复兴冲刺阶段的艰难险阻,需要具备更加充分的条件。我认为,在所有必须的条件中,最关键的一条仍然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只有中国共产党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在起步比先进工业国晚二三百年、国际规则已经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制定的情况下,用100年左右时间,使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资源相当贫乏、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和平发展方式,追上先行工业国的事业。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个事业,必然会遇到比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风险和挑战更大。尤其目前,这个事业处在内部利益日益多元化、外部利益博弈激烈化的环境下,来自各方面的阻力、风险、挑战之大更可想而知。因此,中华民族要跑完伟大复兴冲刺阶段的“最后100米”,必须继续有一个能代表民族整体利益,能把13亿人民最大限度凝聚在一起的政党来领导。在当代中国,这个党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

现在有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他们打出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进行政党登记”,“不是选举上台的,没有合法性”,“一党执政是专制独裁”等等。显而易见,所有这些理由依据的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原则和法律制度。然而,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掌权、能执政、能领导,正是突破了那种宪政原则和法律制度的结果。因此,想用西方宪政原则和法律制度做为依据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徒劳的,也是可笑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马克思说:“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依据”。[⑧]  列宁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天然合理的,是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约束的。如果要革命政党遵守这样的法律,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就是反对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然会制定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具体到中国,就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然后确立了以宪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否合法的依据,只能是新中国的法律,而不能是别的什么国家的法律。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政党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⑩]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又说:“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11]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宣示,自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党成立以来的90多年的奋斗历史表明,它的确不愧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捍卫者。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非什么人赐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选择。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实行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制度之上并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党制度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同样,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也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在那种制度里,由于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因此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内部必然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就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政党,而且需要多党轮流执政而不能只有一个党执政,否则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同时,军队也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而必须实行国家化,否则多党轮流执政就无法实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也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这种矛盾是受到限制的。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矛盾仍然不允许发展到根本利害冲突的程度,更不允许有与人民根本利益相对立的利益集团存在。因此,人民内部不需要有两个党相互竞争、抵消力量,更不允许有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党和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整体利益的共产党之间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既然如此,军队当然必须由而且只能由中国共产党一党绝对领导,而不能实行所谓“国家化”。否则,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被架空,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得到维护。

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之所以有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为了不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12]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权的支柱。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成为人民民主专政柱石的可靠保证,它不仅不会妨碍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影响军队的国防军性质,相反,是人民整体利益不受侵犯、党和人民内部团结统一不受破坏的必要条件。

一些人总认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民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他们把政党轮流执政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当成了“普世价值”,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唯一检验标准。现在包括西方学者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看清了西方实行的政党竞选,实际是以金钱为后盾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较量。对大多数穷人来说,这种选举只能从代表富人的政党中作选择,所以并没有实际意义。今年4月11日开始漫延到美国多个城市的反金钱政治的抗议活动,持续发展了一周多时间,警方逮捕了上千人。示威的组织者说:“现在有大量合法途径贿赂一个政党”;“人民要求一个不受巨额金钱和压迫选民的腐败行为影响的民主。”示威者的标语上写着:“把巨额金钱扫除出政治”,“大公司不是人民”。其实,议会选举也好,投票也罢,不过是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本质上代表的都是财团的利益。西方国家当年发动鸦片战争、侵略朝鲜,近些年支解南斯拉夫、攻打伊拉克、轰炸利比亚等等,这些行动哪个不是由议会投票通过的,但因此就合理吗?上台的政党对资助它的利益集团总要给予回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某个政党只要选举上了台,其选举时的承诺可以完全不予兑现,其民意支持率再低,只要不被弹劾就不会下台。所以,这种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玩的政治游戏。

在社会主义民主中也有选举,但那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更经常的是邀请群众座谈,下基层调研,到群众中走访,和不同阶层代表协商,以及接待来信来访等,通过这些形式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执政党能听到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能和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群众交换意见,从而保证决策时能从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以,只要站在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会明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不仅不是什么“一党专制”,相反,是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体现,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比西方以金钱为后盾的所谓民主要民主得多。现在少数地方出现人代会选举贿选和舞弊现象,恰恰从反面说明,如果让金钱在选举中起作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现在还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在至今为止的中央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它的内涵是指不受党和政府控制或与党和政府相对立的所谓公民“自主”“自治”的社会。而这种“公民社会”与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显然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当然要建立基层群众的自治制度,但这种制度既不是脱离党和政府领导的,更不是同党和政府闹对立的。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但这种社会组织仍然要在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仍然要建立党的组织,与西方的NGO绝不是一回事。即使在西方,许多NGO,特别是从事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分裂活动的,背后仍然是政府,是受政府资助、由政府操纵的。

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把中华民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集中起来

中华民族是世界最勤劳的民族,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们国家也存在基础薄弱、资源相对贫乏等缺陷。因此,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继续有一个党能把蕴藏在中华民族包括海外炎黄子孙中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并集中起来,用于最需要的地方。在当代中国,这个党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事业来说,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最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曾把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形成的独特优势,概括为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这一概括无论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还是深刻认识珍惜、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近,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的书,作者朱云汉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经国基金会执行长。他在书中说,新中国拥有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第一个优势就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他写道,许多学者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掉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社会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印度与中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到2014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度都落后中国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度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印度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不能满足大多数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曾在中印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比内地许多所谓“公知”要客观得多,也深刻得多。

我们当然要看到现在一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蔓延,但也要看到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基层干部在为国家为人民积极工作、默默奉献、忍辱负重;要看到要求入党的人中的确有很多动机不够端正,但也要看到对于大多数党员来说,入党动机往往都是通过入党后的教育和学习、实践,才逐步加以端正的;要看到的确有一些愿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品行也端正的人,由于党内腐败现象而不愿意入党,但也要看到大多数要求入党的人能够把腐败分子、腐败现象与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加以区别;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党员在党员比重中已越来越少,但也要看到青年人成为党员主体是党保持活力、后继有人、前途光明的象征;要看到群众中存在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危机,但也要看到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与世界各国的同类民意调查结果相比,都是最高的。中国共产党现有8800万党员,其中,35岁以下的人约占四分之一。持续了20年的一项高校学生问卷调查显示,对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分别占89.6%和98.1%。美国爱德曼公司发布的2009—2010年中美两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比较报告表明, 2009年分别为74%和46%,2010年分别为88%和40%,中国比美国高一倍左右。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也表明,中国、美国、欧洲民众对未来5年感到乐观的人分别为74%、52%、40%,中国最高;对国家发展方向感到满意的美国和欧洲人不足50%,而中国人则为87%。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普通民众中仍然是受欢迎,有威信的。

另外,前两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世界大企业研究会有个统计,说中国的执行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三,仅次于跨国公司和各国的中央银行,远远高于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这也说明,我国党和政府机关尽管存在“中间梗阻”的现象和有的方面效率不够高的问题,但从总体看,执行力都是很强的,起码不比发达国家差。

三、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引领中华民族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华民族为了实现伟大复兴,从19世纪中叶的农民起义算起,到现在整整奋斗了160多年。如果说在过去的奋斗中难免走弯路的话,在剩下的有限时间里,则容不得再犯大的错误,尤其不能犯全局性、颠覆性的错误。而要保证中华民族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继续有一个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武装和有丰富执政经验的党来领导。在当代中国,这个党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

我们党在过去领导民主革命和后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都曾经犯过大错误,今天仍然有许多缺点、错误,今后也不能保证完全不犯错误。但是,我们党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因为,首先,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不代表我们党的本质;其次,这些缺点和错误再大,与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已做出的和正在做出的贡献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再次,我们党具有勇于承认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精神,也有极强的自我纠错机制和纠错能力。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清楚,凡是我们党犯过的错误都是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像我们党这样能够如此坦诚地揭露和分析自己错误的党,在世界历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为什么我们党能有这么强的纠错机制呢?我认为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党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为有这个宗旨,所以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虽然也出过叛徒、汉奸、野心家、腐败分子等形形色色的坏人,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甚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但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坏事,而且一经发现,一定会被清理出去。我们党执政后,手里有了权,因此想以权谋私的人会千方百计钻进来。但正因为党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积极加入党组织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自己的力量融入到党里,为党的宗旨而奋斗;少数钻进党里以权谋私的人虽然会利用手中权力损害人民利益,但党在制定政策时,从来不会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更不会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党在发现错误的情况下,从来不会拒绝承认和改正错误,更不会隐瞒错误。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3]

第二,我们党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不搞多党竞选,也不搞频繁投票,但我们党有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所不具备的三大作风。毛泽东说过,这三大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所以能有较强的纠错机制,与,这三大作风有很大关系。正因为理论和实际要结合,所以提倡办事情、作决策注重从实际出发,防止主观主义。正因为和人民群众要紧密联系,所以提倡办事情、作决策之前多听取群众意见,防止官僚主义。正因为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提倡办事情、作决策要发现错误及时指出,当事人也要及时检讨,防止一团和气和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有了这样的作风,错误自然会少犯,犯了也容易暴露、容易纠正。资产阶级政党要靠投票上台,议会也常常靠投票表决,且不说这种民主具有的虚伪性,单就投票本身说,也容易造成为拉选票和怕丢选票而出现夸夸其谈、文过饰非、不敢坚持原则等恶劣作风。我们不把选举当成民主的唯一形式,也不把得票多少作为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党具有较强纠错机制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早在1955年就说过:“批评要尖锐。······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儿。”[14]

第三,我们党有自我整顿自我清理的传统。我们党一贯重视思想、作风、组织整顿,不间断地清理自身污垢,因此有极强的自洁力。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搞过不少政治运动,其中有些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简单化倾向严重,打击面过宽,负作用很大。但这些运动的主旨,基本都在于防止党脱离群众、腐化变质,而且确实起到了拒腐防变的作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整风中“左”的错误和简单方法,着重于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不断整风的优良传统,接二连三地开展党内整顿和教育活动。例如,1984年进行整党,1990年进行党员重新登记,1998年进行“三讲”教育,2003年进行“三个代表”教育,2008年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十八大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最近又决定在全国基层党组织中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这些教育活动的主题虽然各有不同,但中心仍然是提醒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防止脱离群众,不忘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警惕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等等。这些活动在其他执过政或正在执政的共产党里是很少见的,但对我们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考验,确实起到了和正在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纠错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还注意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着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切实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的票决制,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制度,推行党员旁听基层党委会议、党代会代表列席同级党委有关会议等做法。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们党加强纠错机制,确保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自从我们党成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帝国主义预言家们的“中共灭亡论”、“中国崩溃论”等等论调,已经唱了几十年。但我们党并没有被唱倒,相反伴随骂声不断壮大;我们国家也没有被唱衰,相反伴随骂声不断强盛。这是因为,我们党有一个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一个最为科学并不断与时俱进的指导理论和重视理论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的传统,有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各系统各领域的严密组织系统和纪律检查系统,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有一个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90多年和执政60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些,使她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有凝聚13亿人民的亲和力,有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动员力,有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征服的战斗力。只要有这样的党领导,我们国家必然不断强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对不可阻挡。正像毛泽东在1930年形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所形容的:“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5]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而努力奋斗吧!

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以为研究当代中国史,也要有这样的精神。不过,这四句话需要用今天的语言改一下,叫作“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证,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为世界和平呐喊。”我就用这四句话,作为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的结束语。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16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

[⑨]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5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