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云-回忆》党的优良作风的光辉典范

——深切怀念陈云同志

朱佳木

 

陈云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受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我们这些从延安时代开始直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曾先后跟随他工作过的秘书,更是心情沉重,格外悲痛。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我们在他身边工作,对这些都有切实的感受。但使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我们党的那些优良作风。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大力倡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此,陈云同志不仅领会得深,而且一贯模范执行,并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他常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他从不轻易讲话,更不发表即兴式的空泛议论,每讲一个问题,必要经过深入调查和周密思考,因而,总是讲得有根有据,准确恰当,能够切中要害,行之有效。

1939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研究党在敌后的组织建设问题,他派了两个巡视团,分别去晋东南和冀察晋根据地调查,还建议中央调各大区党委的负责人及一些地、县委书记和乡村支部书记来延安汇报工作。后来,他一一听取了华北来的6个地区党的三级领导同志的汇报,并和9个基层党支部书记谈了话,总共谈了三天三夜。通过调查,他发现华北工作最弱的一环是群众工作。据此,他写了一篇题为《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的文章,阐述了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同群众工作之间的关系,要求党的区委、支部和小组,必须把研究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经常的议事日程。由于陈云同志遇事总是先注意弄清情况,然后再制定方针政策,因此,在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他有力地指导了党的组织建设。1937年底,当他就任中组部部长时,全国只有党员3万人,而到他离任后的一年,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1万。这其中的巨大变化,与他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

建国以后,陈云同志长期主管全国财经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被全党公认为理财能手,得到过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他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求真务实、深入实际的作风。

为了能及时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陈云同志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10余年里,除了在家乡普通农民中约定了几位联系人,请他们经常来信或直接来京反映情况外,还常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调查,仅去家乡青浦县就调查了4次。其中的第4次,他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了半个月时间。当时,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大部分地区限制或取消了家庭养猪。以后,虽然在陈云同志的建议下,中央决定肉猪以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但对母猪是私养还是公养为主,仍没有明确的方针。陈云同志便在这次调查中,召集集体养猪场和家庭养猪的人分别座谈,并仔细看了10个养猪场和一些农民家里的猪圈。他发现母猪私养比公养养得好,产苗猪多,成活率高。于是,他给中央写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具体举出了母猪私养的几条好处,其中提到:私养母猪,“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弱的奶猪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3个奶头上吃奶。经过安排,奶猪就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大小长得比较均匀。”陈云同志调查研究之实之细,由此可见一斑。

实践证明,无论肉猪还是母猪都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对养猪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但是,陈云同志在那个调查报告中同时指出,上海近郊的蔬菜产区,大约有10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经验,暂时不宜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私人养;另外,为了改进猪的品种,种公猪和种母猪,还应由集体饲养。这说明,在他看来,即使对正确的方针,贯彻时也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能到处照搬,搞一刀切。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陈云同志身上体现得就是这么彻底。

如果说,坚持实事求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话,那么,在有压力或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到实事求是就更难了。而陈云同志求真务实的作风,恰恰突出地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他对于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体会,也是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原则的作风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陈云同志即被中央派往东北,担任东北局委员兼北满分局书记。当时,我们刚刚进入那个地区,对东北情况还处在认识过程;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争夺东北的兵力也有一个由少到多的变化过程。因此,中央曾一度向东北局作出过部队要集中作战,守住东北大门,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独占全东北的指示。而陈云同志经过实地调查,大量收集和综合分析各方面信息,认识到,东北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苏美两个大国较量的问题。苏联一方面受雅尔塔协议的约束,必须把三大城市及中长路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愿意看到我们党在东北的发展,拒绝美国力量在东北的直接渗入。美国则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动用飞机军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积极帮助他们接收三大城市及中长路。在这种情况下,由我们独占三大城市及中长路以独占东北的可能性,暂时是没有的,而占据中长路两侧的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却不仅具有充分的条件,而且十分必要。根据这个认识,他于1945年11月29日主持起草了北满分局领导人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提出当前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被毛泽东于同年12月28日为中央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所吸收。

在“大跃进”中,钢产量的指标被一升再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将1959年钢的生产计划定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当时,陈云同志由于在反“反冒进”中曾被批评为“离右派只差50米远”,“大跃进”开始后又被视为“右倾保守”,处境已经很不好。但他不顾个人得失,对这个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并建议不对外公布钢、煤、粮、棉四大指标。1959年年初,当毛泽东同志找他谈话时,他仍表示,当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在3、4月份召开的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的意见表示赞赏,指出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重视,给工作造成很大被动;还说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会议经过进一步压缩,把钢的指标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为1640万吨。会后,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指标仍感到不放心,委托陈云同志专门研究一下,看是否可靠。陈云同志集中精力,用近十天的时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可以定为1300万吨,相应的钢材指标定为900万吨。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调整了年度钢铁生产计划。执行结果,当年实际生产钢1387万吨,钢材897万吨。陈云同志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妥善处理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对稳定经济和市场起了重大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挠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和王震等同志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毅然决然地提出:参加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应当重新恢复他在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会议简报的人搞了个“摘要”,把其中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讲话口径不一致的话去掉,要求陈云同志点头。他明确表示,发言要登简报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未能在简报上刊登。尽管如此,由于陈云同志在党内长期形成的巨大威望,他的发言还是不胫而走,为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面临的这两件大事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为了继续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为会议设置了只谈经济问题的框框。陈云同志不顾压力,又一次率先在小组会上提出,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先要解决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列举了薄一波同志等61人和陶铸同志的历史冤案、彭德怀同志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由于这几个问题都是触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上刊登后,立刻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起来。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一一得到解决,使这次会议开成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以后,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正是因为有这些重大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胜利召开。

陈云同志认为,是不是是非分明,敢不敢坚持原则,怕不怕得罪人,这些都是党风中的大问题。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党内形成坚持原则、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在这方面,陈云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如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与他坚持原则的作风相互关联一样,他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与他善于倾听各种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也是相互关联的。在延安整风时,陈云同志考虑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概括出了“交换、比较、反复”6个字。他说: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假设一个对立面,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批驳,以使自己的认识更全面些。他还说: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的思考。由于陈云把听取不同意见看成是克服片面性从而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方法,因此,民主作风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自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开始以后,我国粮食本来就很紧张的供销矛盾进一步加剧。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陈云同志考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有了这个基本想法后,他没有把它马上提出来,而是进一步同有关部门的领导商量,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并让身边工作的同志反驳他的意见,看看实行这个办法会有什么毛病。经过反复比较,他认为只能选择统购统销。有风险,他愿承担责任。考虑成熟后,他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与支持。

在干部中提倡学习哲学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主张,在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又多次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他考虑,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迫切任务,希望中央首先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领导的同志学习哲学,把它作为工作的一部分。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他先是同五六位领导同志分别交换意见,然后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负责他医疗保健的医生,与这位同志长谈了两个小时。他说,医生是知识分子,这样可以了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做了这些征求意见的工作之后,他才向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同志提出了建议。

陈云同志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同时,很注意保护提不同意见的干部。为了鼓励大家解除顾虑,他总是告诉同他谈话的干部:在他面前说话,“左”可以“左”到“左倾机会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说:“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共产党员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中央考虑北方缺水,而长江水流量大,可以实施南水北调。陈云同志对水利部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说:南水北调关系子孙后代,这个工程要搞,但什么时候搞,走哪条线,要慎重,一定要让不赞成搞的同志充分发表意见。为了解除这些同志的顾虑,他建议在东、中、西三线沿途各城市设南水北调问题的专用信箱,以便他们能把意见讲出来。

在爱护干部方面,陈云同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当干部由于种种原因处于困难境地时,他能够为他们说话,替他们担待。在延安时,有一位干部被人指控是托派,被开除了党籍。这个人向中组部提出申诉,并提供了4个证人,有一个还在国外。陈云同志要有关部门一一写信去调查,用两个月时间,终于查明那位同志是被冤枉了。陈云同志针对这件事说,解决一个于部的问题,关系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用两个月时间挽回一个干部是再值得没有了,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对于潘汉年同志的冤案,他多次提出应重新审查。1979年,他因病要动一个大手术,手术前,为了防止不测,他专为此事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信,希望抓紧复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积极贯彻“两个凡是”方针而犯错误的几位领导干部,检讨总是过不了关。陈云同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指出:“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由于陈云同志讲了话,这几位同志才过了关。

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陈云同志都十分重视党风问题。特别是在党执政后,他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脱离群众,说这个问题关系党是否丧失民心,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在工作中要有群众观点,在廉洁自律上要以身作则。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为全党率先垂范,堪称楷模。

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除集中精力研究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外,还拿出很多精力研究了采取哪些应急措施来解决城市副食供应的问题。当时,由于缺少肉类和蛋品,城市居民营养不足,许多人患浮肿病。陈云同志了解到,每人每天最低需要蛋白质70克,0.5公斤粮食含45克,0.5公斤蔬菜含5克,尚缺少20克,正好相当于一两大豆的含量。而我国那时有1亿城市人口,每年拿出15亿公斤大豆,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于是,他提出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每月再供应0.25公斤鱼、0.25公斤肉。他说: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80年代初,有三件事情突出反映了陈云同志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为群众办实事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陈云在《人民日报》第八版的一角,看到有一篇题为《首都少年儿童看戏难》的文章,反映北京儿童剧场濒危停用,首都百万儿童无处看戏。他对秘书说:这篇文章是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的,是搞教育的同志通过报纸在向我们呼吁。他们的意见是好的,应该支持一下。他随即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全国城镇所有影剧院,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免费向孩子们开放。由于时间已临近“六一”,他在信封上还亲笔批写了“特急件”三个字。

第二件事是,这一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的信和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陈云看后十分重视,当即致信中央常委,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第三件事是,1984年9月,陈云同志得知报考师范院校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少时,指示有关领导同志,一定要重视教师待遇问题。要想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教师,尤其中小学教师,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如住房问题等,以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不久,他又批示:要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他还以身作则,鼓励自己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儿,离开大机关,到中学担任教师。

陈云同志对群众时刻关怀,但对自己却要求很严。他在延安时就提出“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大力倡导言行一致的作风。他一贯公私分明,一点小事也不放过。他喜爱听评弹,一次,他让秘书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替他录两个评弹段子,说完即拿出两盒空白录音带,要求交给他们。他给自己立了个不收礼的规矩,并要求工作人员,凡是有人来送礼,必须向他报告,不得擅自收下。一年秋天,一个大军区的两位领导同志来到他住所,向他汇报一次军事演习的情况,并带来当地产的两盒葡萄。当他们汇报完起身告辞时,陈云同志让他们把葡萄拎走。他说,我是中纪委书记,不能收。他们解释说,这值不了几个钱,不是送礼,只是让他尝尝。他说,那我尝10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你们带回去。陈云同志的文选出版以后,秘书请示稿费如何处理,他说全部缴党费。秘书建议先存起来,将来捐给学校或某项事业。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先后把稿费赠送给了新成立的北方曲艺学校和希望工程。

在生活上,用“粗茶淡饭”,“布衣素食”来形容陈云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穿的衬衣都是补了又补,一件坎肩,穿了40多年。他吃饭十分简单,逢年过节也不例外。有一次到外地,当地接待部门为他准备了一桌酒席,他很不高兴,坚决要求他们撤掉,直到换上平日的一荤一素才肯吃饭。他用东西也很节约,一个皮箱,是延安时期的,直到去年春节在上海时还在用。有一个刮胡刀,刀架是1935年9月他由上海秘密去苏联之前买的,刀片是他到苏联之后买的。3个刀片用了10年,而刀架一直用到他逝世之前。

陈云同志在生活上是低标准,但对于学习和工作却十分勤奋刻苦。在延安时,为了学好理论,他在中组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边工作,边学习,前后坚持了近5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江西去进行所谓“蹲点调查”。去时,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却带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在近三年时间里,他除了去工厂参加班组会和去农村参观外,其他时间就是在住所看书,特别是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和党内民主生活方面的著作,并联系实际,深入思考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凡事自己动手,是陈云同志的一贯作风。在中组部、东北局、中财委等部门担负领导工作时,许多文件、报告、电报甚至社论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他个人的讲话、发言稿更是自己动手,从不让秘书代劳。在他进入高龄后,有些稿子虽然由秘书按照他的意思先起草,但事后他还要逐句逐字地推敲修改。正是由于这种作风,人们读起他的著作来,总是感到不仅问题讲得深刻透彻,而且文字生动简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陈云同志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就担任了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建国后又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1951年,苏联政府送给我国5辆“吉斯”牌高级防弹车,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使用。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车被换成了“吉斯”车,坚决要求换回来。他说,我不能同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一样。对于工资级别,他也是这个态度。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把他们五位书记一律定为一级,报到他那里后,他把自己改为了二级。他从不愿参加各种可以不参加的接见活动和外事活动,不同意对他个人的各种宣传。有关宣传他的文章、书籍,只要报到他那里审阅,一律被他“枪毙”。

在陈云同志身上所体现的党的优良作风还有许多,以上回忆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现在,他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也和他的三卷文选一样,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深切悼念他,就要认真学习他的这些好作风,把它发扬光大。陈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