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贯倡导的党内政治生活(下)

朱佳木

四、讲民主的生活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两大要义。对此,陈云终其一生反复强调,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在延安时代就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讲自由的党。”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他感到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作大会发言的时机不成熟,所以只在陕西组小会上讲了一篇话,重点就是讲要发扬民主。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作简短讲话,重点还是讲要发扬民主。他称赞那次会议开得好,好就好在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说,1957年毛主席曾“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中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过了一个多月,他在新成立的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再次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对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生活作风的历史性贡献,并通过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说明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大国中的执政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从十月革命胜利至1923年列宁病重这几年,俄共“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绩,但也有缺点、错误,后来党内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很大,处于“很不正常的情况”。他强调,“我们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一定要把党建设好,并要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把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的基本任务认真地担负起来。”

陈云倡导发扬党内民主,是始终把它同领导干部能否了解到真实情况、能否正确决策联系在一起的。“七千人大会”时的那次小组会上他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他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因此,“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

怎样才能让大家说真话呢?陈云提出了五个办法:一是领导人要虚心,要民主,使下级敢于说话。他在延安时代说过:“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有许多下级干部,把意见放在心里不讲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服从,开会的时候你问他:‘同意不同意呀?’他说:‘同意呵!’‘同意的举手呀!’他举手。然而,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解决。”在“七千人大会”时他又说:“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说:“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

二是领导人要防止给有不同意见的人“戴大帽子”。陈云说:霸道作风是对付敌人的,“不能把它搬到党内来”。不要把任何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比如,有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

三是领导人不要只喜欢听好听的话。陈云指出,对干部“抬轿子”,“只会害干部”。“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

四是领导人不要怕争论。陈云说:“意见不同也是好事情,那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可以的。”他甚至极而言之地说道:“哪个地方、部门有争论,哪里就出真理;反之,没有争论,大致要出毛病。”“苏联没有反对派,什么事共产党说了算,结果吃了亏。”

五是即使没有不同意见,领导人最好也在决策出台前假设一个对立面。1957年陈云就说过:“人们认识事物,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里重要的,是找‘反对派’;如果没有‘反对派’,也要假定一个‘反对派’。”过了30年,他在1987年仍然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

发扬民主也要有民主的规矩。陈云认为,民主首先需要制度化。他在1987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会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其次,发扬民主必须遵守制度。他在1982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存在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又讲:“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再次,要民主也要集中。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辽东地区说过:“不能以为自己意见未被采纳就叫‘不尊重我’。”“个人意见不被采纳,不能生气,也不能不尊重集体的决定。”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他建议书记处要采取办公会议即集体领导的方式工作,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

五、讲纪律的生活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生活要讲民主讲自由,又要讲集中讲纪律。对此陈云解释说,这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 “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如果没有铁的纪律,也就不会存在,不可能发展到现在这样。”他还指出,如果我们的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党的纪律有很多,但在陈云看来,最重要的是“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指出:“这‘四个服从’是一个也不能少的。这是我们党的铁的纪律,也是健全党内生活、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有力武器。”他还说过,所谓真正遵守纪律就是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另外,他认为党章和其他党内规定不得违反的条款,也都是需要遵守的纪律。比如:“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这是党规定的。违反了这一条,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有些人对党说一次两次假话,经过教育不加改正,反而假话越说越多,越说越大。这样的人,不管你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你过去有多大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陈云主张,只要是执行党的纪律,就不能有任何例外、讲任何条件。对领导干部违反了纪律怎么办?他说:“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上级的决策错了怎么办?他说:遇到这种情况,“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上级比你的能力弱怎么办?他说:遇到这种情况也一定要服从,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自己的意见被否定了怎么办?他说:“遵守纪律的重要,恰恰是在自己意见不被通过的时候,或者是有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有人认为党的纪律不适应新的形势,提出要在纪律上给干部“松绑”。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纪律和改革发生冲突怎么办?对此,陈云回答说:“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要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因此需要进行纪律教育。陈云指出:“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十分必要。“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他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时说:对于铁的纪律,“有人感觉不自由,可怕。我说可喜,因为是党和斗争胜利的条件。”他对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说:“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总之,在陈云看来,加强纪律性,教育需在先;即使用纪律处罚干部,也是为着教育。他在延安一份讲话提纲中就曾这样写道:“纪律是不得已的教育,当然又是必要的。”

六、讲公道的生活

党的历史说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不正常,与处理党内问题是否坚持公道正派的做法关系极大。陈云在延安时代说过:“我们共产党是讲公道的。”“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敌的力量。”纵观他一生的论述,这方面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干部的政治审查、如何选拔使用干部,以及如何评价党的历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等三个问题上。这与他担负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纪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有关,也与他的一贯为人有关。

延安时代,中组部一项重要工作是审查干部的历史。陈云出于对那个年代广大共产党员的深切理解,反复强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因此,“当着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他把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比喻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那么,党组织对党员的爱护都要周到到什么程度呢?从他对干部审查工作的要求可以看到以下六点。

第一,为了搞清问题,不要怕麻烦,怕花时间。他说,搞清一个干部的问题花上两个月时间“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另外,要考虑到有的同志常常怕连累自己,不敢实事求是地替别人做证明。他说:“遇到这类政治历史问题,更要慎重办理,否则有些人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使被嫌疑的同志冤沉大海,这实际上是损害党的事业。”

第二,不要怕干部的社会关系复杂。他说:“否则,一方愈是害怕,则一方愈会隐瞒。”应当看到,不坚定的党员固然可以被反动家庭和亲朋影响,“但坚强的党员常常可以影响家庭亲朋而使他们同情革命。所以,党在鉴别某个党员是否忠实时,主要地看党员本人,而不是决定于他的家庭亲朋关系。”

第三,要注意干部在每个关节点的表现,“又必须看他整个革命历史的趋向。”他说:“如果他犯过的错误非常严重,甚至是很大的罪过,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看他过去有没有功,如果有功,就要把他功过比较一下,再作处理。”“若是今天有错,以前也有错,可以将来赎罪。我们共产党要尽最大努力把有错误的人挽救回来”。

第四,如遇疑问,应坦白地向干部提出,“不要含糊(内奸嫌疑者例外)。”他说:“对于每个需要查明的资料,切忌悬案不决,必须彻底查清使干部安心”。

第五,有了审查结论,“应令本人出席,不可能时应将结论通知他(内奸则例外),本人因不同意结论而提出的理由,必须给以慎重考虑与确切答复。”关于这一条,直到改革开放后他负责中纪委工作仍然未变。1980年,他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书面意见指出:凡是案件必须“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第六,对于审查后的结论要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文化大革命”时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一大冤案是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当年这些同志之所以在国民党反省院履行自首手续,是党的上级组织决定的,也是根据1937年7月7日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简称“七七决定”)实施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定为叛徒。与此类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地下党员根据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以掩护我党我军工作,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了叛徒。对此,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即‘中央关于过去履行出狱手续者[填写悔过书声明脱党反共]暂行处理办法’——笔者注)是党的决定。”后者“涉及到数量更大的党员的政治生命问题,也应该由党组织复查,对并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他说,对这几个决定涉及的同志,应当“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陈云提倡党内讲公道,还体现在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他一向主张,“干部应该能上能下,”“不能论资排辈,”“要注意五湖四海。”他指出:“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虑是否党员或党龄之长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党票排位置。”“后来的可以居上,……要看他有没有本领,有没有高明的政治眼光,有没有工作经验。”“地位不是争得来的,贡献与地位相称的——过低则必升,过高则必降。”“我们用干部,要五湖四海,平常不熟悉的干部也要用。就地取材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在用人问题上,他尤其反对由于缺乏对干部的根本估计而随便提上来又放下去的不负责做法。他在延安时代《论干部政策》的报告中讲的第一点,就是要了解人、认识人,切忌“用一只眼看人”,或者轻易改变对人的基本看法。他指出:“干部不能提上来又打下去。”“老百姓盖房子打桩,一上一下。使用干部不能也像打桩子一样,今天看他好,便把他提得高高的,明天看他做得不够,便把他打下去,后天又把他提起来,再后又打下去。这种一上一下打桩式的用人是不对的。造房子打桩愈多愈好,如果对干部也这样来几次,我说顶多只要三次,这个干部就算断送完了,因为他的自信力早已失掉,再也不敢做工作了。”

在处理上级关系的问题上,陈云同样力主讲公道。他反对“只批评下级,上级不作自我批评”的做法,指出“下级要尊重上级”,但“上级的基本态度是帮助下级,吸收下级的经验来改善领导。上级决定本身有缺点,完全由领导负责;下级执行中有缺点,领导也要负教育不够的责任。”他表示:“上下级关系不协调,一般情况下,主要是上级负责。”

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实事求是,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讲公道的重要标准。从陈云一生言行看,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力主公道的。比如,对于毛主席的评价问题,他在党中央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期间说过很多话,归纳起来主要是六点。一是同意邓小平对毛泽东功绩的概括,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二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三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四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著作,“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五是“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六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关系到民主集中制”,“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

在陈云看来,凡是作历史评价,对正面人物固然要讲公道,对反面人物也要讲公道;对自己的党自己的人要讲公道,对外国党外国人也要讲公道。例如,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搞阴谋搞分裂,最后走上叛党叛国的道路,然而,当讲到东北解放战争历史时,陈云率先指出:“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只有这样看待辽沈决战,才是全面的,符合历史唯物论的。”他还说道:写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要写苏联、朝鲜对我们的帮助,回避是不合乎历史的。”在制定《历史决议》期间,他特别提议写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指出:“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七、讲学习的生活

我们党一向提倡党内要形成学习的空气。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的政治报告,专门把“学习”列为一节,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事后,陈云迅速响应,在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学习小组,还以中组部部长身份发文章、作讲话,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报告精神。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讲到党员标准时,不仅在第一条“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强调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而且把“学习”单独作为一条,提出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要学习中国历史和时事政治、军事知识和技术、文化等等。他又以《学习是共产党的责任》为题,撰写了一篇报告稿,指出:“不把工作和学习联系起来,工作的意义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断改进。”他要求党内老干部、高级干部,要“成为学习的模范”。约40年后,在中央制定《历史决议》期间他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以及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选编一下,拿到党的干部和青年中学习。他说:“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陈云提倡学习的一大特点,是着重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学好哲学作为统一党内思想的重要方法。他反复讲,毛主席在延安先后三次当面同他谈话,要他学哲学,还派教员来中央组织部帮助学习。他仔细研究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受益很大,“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并且进一步总结出做到实事求是的“十五字诀”,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981年,他通过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领导同志向中央转达:“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1987年,他又当面向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他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陈云号召别人学习,自己首先带头。他不仅在延安组织中央组织部的干部学习,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下放江西南昌郊区后,每天上午去工厂“蹲点”,下午和晚上看《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他利用那段时间,逐篇逐页通读了《列宁全集》,“四人帮”粉碎时,刚好从第23卷读完最后一卷第38卷。他还组织家庭读书小组,并要求秘书也组织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说:“陈云同志出身贫寒,只读过小学,但他靠在长期实践中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具备了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说明,情况正是如此。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是形成共产党良好党风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力的重要前提。当前全党上下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我们要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陈云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论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的问题,以做好思想理论准备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动态》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