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怎样抓党风的

朱佳木

 

上世纪80年代前期,陈云同志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我那几年正担任他的秘书,亲眼目睹了他在抓党风上一抓到底、抓出成果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

明 确 方 针

早在中纪委成立之初,陈云同志就鲜明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①]他说: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②]在党的十二大之后,中纪委要接着召开全会,陈云同志让我提前准备一个讲话稿,并交待说:“中纪委和各级纪委今后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切实抓紧抓好党风的整顿。”[③]

陈云同志抓党风,首先从树立坚持原则的风气抓起。他在党的十二大之前审阅十二大报告稿时,让我向起草组的负责同志转告他的一个意见。他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④]后来,十二大报告吸收了他的这个意见。

党的十二大之后,陈云同志在中纪委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主张,而且首先在他管辖的工作范围内加以具体落实。他提出:“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⑤]

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陈云同志向我交待,在起草他的发言稿时,要着重强调一下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当时,他从简报上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之外,还要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他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他特别要我写上,今后凡是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当开除党籍。[⑥]

那时,有的同志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似乎强调党风党纪就是限制改革开放,就是束缚“改革者”的手脚,提出要“松绑”的口号。针对这种思想,陈云同志在1984年中纪委一份报告上明确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⑦]他还指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键是执政党要有好的党风;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我统计了一下,《陈云文选》新时期的文稿总共有26篇96页,而“党风”一词竟出现了30次之多。由此可见,陈云同志关于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抓党风”的思想是明确的一贯的。

敢 于 碰 硬

中纪委成立初期,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出国招商引资时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办理起来阻力很大。陈云同志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我记得,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群众交待。他要我转告中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如果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后来,这个处分决定经过折中,在中央书记处会上通过了,但党内反响很强烈,认为处理太轻。中央只好又重新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进一步处理的决定。那时,有的领导同志的子女出国留学,名为“自费”,实为外商资助。中纪委把有关反映送给他看,他也是亲自出面,给这些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还是让孩子回来。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到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看的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⑧],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其中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⑨]几位领导人阅后均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在他的批语中间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批示精神问题,决定立即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军队系统负责人会议,派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关于传达学习《中央紧急通知》中若干思想反映的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看到后,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⑩]他还针对有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打击经济犯罪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思想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同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后来,他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转给黄克诚[11]、王鹤寿同志,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12]党的十二大之后的一天,陈云同志又把我叫去,说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他让我转告中纪委负责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

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开展严打的第一年,在纪委系统立案的党员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件之多,其中结案并开除党籍的有5500多人,移交司法部门判刑的有3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如汕头地委政法委原副主任王仲还被判了死刑,震慑了党内少数以权谋私分子,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对保证改革开放健康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特意把这场斗争中被开除党籍及受党纪处分的人数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所存党员的人数作了对比,说前者加在一起,比“四一二”之后党员的人数还要多一倍多,用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提醒全党绝不要小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有一件事,是我离开陈云同志后发生的。那时,由于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制度一时跟不上,加上党内出现了只注意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鼓吹“一切向钱看”的理论,造成一部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种种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像,引诱妇女卖淫的丑事坏事都出现了。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在1985年9月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他号召,“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13]

提 倡 民 主

陈云同志历来主张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不仅是搞好党风的前提之一,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党风。他在中纪委刚成立时所说的整顿党风,针对的主要也是“文化大革命”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严重破坏的情况。他在1979年1月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当说到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之后,紧接着说:“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要求,已经写入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和我国的宪法。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14]

怎样才能发扬党内民主呢?在我印象里,陈云同志讲的最多的是要允许大家说不同意见,尤其是要允许说错话。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陈云同志参加陕西省的小组会,他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他还提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15]他常对人家说,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一次,为了处理一件事,他就让我做他的对立面,和我辩论,直到把我说服才做决定。

1982年,中央某机关的一位同志对当时的一项政策有不同意见,通过组织渠道反映上来后,受到领导严厉批评,压力比较大。陈云同志听说后,专门就如何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大段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有了民主集中制的气氛,才会有同志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原来是吃过苦的,搞一言堂。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提第一次,我们欢迎;提第二次,我们也欢迎;提第三次,我们还是欢迎。”[16]

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陈云同志认为,党内民主不仅应当是一种作风,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必须做到制度化。他常常以列宁的两件事为例,说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7年,党内生活是非常正常的,民主气氛是很浓的。一个例子是,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前,列宁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拿到中央委员会里表决是少数,结果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只是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加上列宁做工作,有两票转了过来,才使列宁的意见得以通过。另一个例子是,列宁在中央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其他人可以插话。[17]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审阅十二大报告稿,看到其中有一句话,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要我转告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18]有鉴于此,陈云同志早在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19]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就中央民主生活制度化问题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20]

以 身 作 则

陈云同志历来以作风简朴、清正廉洁著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我感到,这不仅是他的一种品德和风格,而且也是抓党风的行之有效的重要方法。古人说:“己不正,焉能正人。”现在的人说:“领导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些话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我通过在他身边工作,发现他对自己的要求确实非常严格,有时几近苛刻的程度。

陈云同志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那位同志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就和天天过节一样。

陈云同志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十分严格。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在给一位老战友的孩子的回信中指出:“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21]建国后,他是中财委主任,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也在中财委工作。但于若木同志从来是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没有搭乘过他的汽车。1984年9月,陈云同志从《人民日报》上看到山东益都一位中学教员写的文章,从中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的第一志愿。他对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并要我转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就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到他的二女儿的工作问题,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郊区县的中学教师,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他对这件事是不大赞成的,今后她应当“归队”。我把陈云同志的这个意思告诉了她,刚好她那时也在考虑离开大机关,重新干老本行的事。陈云同志的话,促使她下了最后的决心,回到母校北京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普通中学教员,而且一干就是20年,直到最近退休。我想,这件事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来说,不啻是一道无声的动员令,它可能比作多少报告、发多少文件都要更加管用。

陈云同志公私非常分明,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并和评弹界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指设专场),还是要严肃一些。”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我这才明白。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

陈云同志对于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看得很重;而对于有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却看得很淡。过去,他的文章在报刊发表或著作出版,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过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但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稿费,他还是坚决不收,并一一原封退回。

1982年,一位领导同志转给我一封署名“北京一市民”的信,称陈云同志为“标准共产党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听后大笑。在我印象里,陈云同志一向不喜欢听赞扬他的话。有一次他还给我写了一句旧社会的谚语:“道我恶者是我师,道我善者是我贼”,意思是说,批评你的人往往是为了你好,夸奖你的人则有可能是要害你。但这一次,而且唯独这一次,他接受了对他的赞誉,并把这句评语用笔端端正正地记在了便笺上。

10年前,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等著名论断,应该成为全党同志的座右铭。”[22]我相信,只要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紧紧抓住党风这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撒手,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下去,腐败蔓延的势头就一定可以得到遏制,我们党就一定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从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完成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本文刊载于《中国监察》杂志2005年第10期,后被收入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研讨文集》。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③]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④]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⑤] 《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⑥]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⑦]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⑧]  王鹤寿,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⑨]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⑩]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页。

[11]  黄克诚,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

[12]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1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356页。

[14]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15]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188页。

[16]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1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8]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19] 《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20]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

[21]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

[22] 《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