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贯倡导的党内政治生活(上)

朱佳木

编者按  认真开展对党的政治生活传统和经验的研究、宣传,不仅有助于弘扬党的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而且有助于从以往党内政治生活经验中汲取营养。本文通过回顾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述,将他自延安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一贯倡导的党内政治生活,大体归纳为七种状态,并进行了一一阐释。现分上下两期连续刊发,以供参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严厉惩治腐败的同时,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法宝和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还为此总结了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这个大背景下,认真开展对党的政治生活传统和经验的研究、宣传,是非常必要的。

陈云自从1930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到1992年离职休养,身居中央领导集体长达60余年,其间还在延安时代担任过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改革开放后担任过9年中纪委第一书记,曾就健全和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作过大量论述,形成了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又具有自己特点的比较系统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当前深入研究、宣传这些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弘扬党的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也有助于从以往党内政治生活经验中汲取营养。 

党内政治生活亦称为党内生活,一定意义上是指党员与党的组织和上下左右的政治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政治风气、政治氛围、政治生态。只要回顾陈云的有关论述便不难看出,他自延安时代到改革开放时期一贯倡导的党内政治生活,大致有以下七种状态。

一、讲理想的生活

共产党是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最高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信仰这个理想,把它作为奋斗终生的目标,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和精神支柱,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基础。陈云一向重视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早在延安时代就反复强调:“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具体到抗日,他说:“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必须是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一方面指出:“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跳过而必须走过目前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另一方面指出:“我们国家向前发展的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改革开放后,针对一些党员忘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错误,他大声疾呼:“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大会上他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并郑重地向全体中央委员说:“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忠诚于共产主义不能只表现在口头上,一个党员忠诚还是不忠诚,要用实践来检验,就是说,要看他能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陈云指出:“忠实,讲得具体一点,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为党慷慨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另外,他认为,要忠诚于共产主义,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一个党员“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只有通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才能懂得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才能确定自己的人生观,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现而奋斗到底。”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们面前还现身说法地讲:“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一贯重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改革开放后仍然不断强调:“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

二、讲政治的生活

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内容相对宽泛。而政治生活要讲的“政治”,专指政治路线、政治方向、政治利益、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规矩、政治标准等相对具体一些的事情。比如,陈云指出:“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他还说,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就是因为凡加入其中,都只能以党员的资格,而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资格。“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讲政治,最要紧的是要树立一些政治规矩。从陈云的论述看,他讲得较多的有三条。

一是党内“不准有两面派(阳奉阴违)。”他说:共产党员必须言行一致,“ 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否则,“我们党内的互相信任就不可能建立,党的意志统一和铁的纪律也就不能建立,共产党将不成其为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也决不能被人民信任而成为人民的领袖。”

二是“党内不许有小组织”“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系统。”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出:“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因此,在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对于党内分裂的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而要防止这种危险,他认为“可靠的、永久的,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

三是进行党内斗争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他强调:“在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对错误领导者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仍须遵循党章的规定,采取合法的手续(如遵义会议)。对危害党的阴谋分子的斗争,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特殊的措施,但仍应遵守党内斗争的原则(如长征中对付张国焘)。当然,叛党投敌者不在此限。”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两案”审理问题又指出:“‘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

党内政治生活是否讲政治,一个重要方面要看在选拔优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标准上是否讲政治。如果选人用人不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在延安时代,陈云就主张干部选拔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什么是德呢?他说:“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由此可见,他说的“以德为主”,主要是“以政治为主”。但从他另外一些讲话中看,他说的“德”也包括工作实绩和为人品行。比如,他在延安时代说过:“才与德应该是统一的:德应该包括工作做得好。”“品行上某些区别是有的,如何分配工作须按情况。”他的这一主张,从延安时代一直讲到改革开放,始终没有变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力主成千上万地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同时反复提醒:“‘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坚决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针对有人提出要选“开拓型干部”的主张,他指出:“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可见,在他心目中,健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包含选人用人讲政治的。

三、讲原则的生活

原则对于我们党,好比家庭中那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可以随意破坏,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秩序。这个问题与纪律有关,但不完全是纪律问题。陈云历来认为,党内政治生活要做到风清气正,必须坚持原则。他在延安时代就指出:“我们应该反对干部里面怕斗争的倾向。我们不主张乱斗,而是主张在原则问题上进行必要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针对辽东地区党内不团结的问题指出:“任何时候党内都有争论,对此同志们要有原则态度”,即“老实的态度,是则是,非则非。”“负责的态度,争论事小,原则事大。”改革开放时期,他针对党风以至整个社会风气中是非不分、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等现象又指出:“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

哪些事情上要讲原则呢?从陈云论述看,他强调的事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是面对党内的坏人。这种人有的原本就是反对共产党的,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混入党内;“还有一种人,他本来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根据地的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了。” 陈云说:“有人以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这是完全不对的。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改革开放后他又指出:“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他“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他说:“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第二是面对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例如,闹独立性,破坏党纪,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对共产主义理想发生动摇等等他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在延安时代,一些党员不愿做技术工作,成为一种倾向性问题,他指出:“牺牲的场合不仅在残酷的刑场上和战场上,而且还在极平凡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上。在这些岗位上任劳任怨、千辛万苦、积劳成疾也是牺牲。牺牲的价值不取决于表面上代价的大小,而取决于党对它的需要。”他还强调:“反对错误倾向,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第三是面对争名誉、争地位、争待遇的现象。解放战争时期,辽东地区一些从关内来的干部认为自己有功,是先到的,因此要“照顾照顾”。对此,陈云指出:“照顾照顾,这不是建党,而是弄垮党。”要“当面告诉他‘你的功劳并不大’。”要“按能力分配工作,工作职位要与能力相称,不称者请下来,不怕你生气,要生气就生气。你要气病了,睡上一个月,就让你睡去。你不肯干了,就不要你干。”对于这些干部闹情绪闹地位的问题,他主张要实行“戳穿政策”,“坦白正面地讲清是非”,让错误思想“晒太阳”,否则会“邪气当道,正气不扬”。他还不客气地指出:“有些党员同志,做不得大官。当了大官就昏头昏脑,闹独立,只看到个人,忘记了全党的力量。”改革开放初期,一些高级干部自己已经有专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轿车。他批示:“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对于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他也指出,应由中央作出明确决定,“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他说:“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是有矛盾的,但个人利益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前提。所谓有原则性,就是要看他个人利益是否能服从党的利益。”

对于做到坚持原则的方法和途径,陈云讲得最多的也是三条。一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他说:“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二是要有坚强党性,有一股正气。例如,对于选择党的纪检队伍的干部,他就说过:做这项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三是领导干部要带头。他针对改革开放整顿党风这件事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他“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针对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的要求,他指出,做表率首先应当“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他这样要求别人,自己则率先垂范。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给身在家乡的侄子回信,告诫他们,我们“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他写道:“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动态》2017年第6期